女教师一学期被学生家长举报十几次：听到理由都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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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课的老师资料图
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扩大化的举报正在影响着老师的教学。几位接受采访的老师都说，好像“越来越不想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位从教二十多年的副校长毫不怀疑教育事业接受监督的必要性，良好的监督的确有利于改进教育工作。但在实际经验中，扩大化的举报能占到他处理的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而这背后的隐忧在于，很多老师现在连正常的批评都不敢履行，他说，“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长此以往，教育的希望在哪里？
开始的时候，李萌只是觉得“挺奇怪的”。入职没多久，年级主任提醒她，不要开车上班了。“车也没有停到学校里，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主任又找她，这辆车对于一个刚毕业的人来说太招摇，有家长几次举报到教育局，她只能改骑电动车。
2023年春天，李萌入职了湖北省一所公立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她是我们采访中被举报次数最多的。粗略估算，在春季学期就有十几次，到最后，她“听到那些举报的理由都想笑”。
因为点外卖被家长举报，“身为老师，在小孩儿面前吃外卖，小孩儿回家缠着家长，也要点外卖”。最生气、最失望的那次，是一位妈妈举报她“穿的裙子不符合人民教师形象，妖里妖气，不像正经人”。
“我不能接受一个女性用这种词形容另一个女性。”李萌说，更何况，自己的裙子是过膝的，符合规定。她对举报者是谁没有头绪，只觉得很不对劲，“频率有点太高了”，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比李萌早一年参加工作的陈毓文，在入职第二天就被举报了，有家长打了12345热线，认为她资历浅，学历只是本科，没资格当班主任。
早上7点，被领导的电话叫醒时，她很懵。还是暑假，自己前一天才正式办理入职，接过了三年级一个45人的班级，开始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教师生涯。领导嘱咐她检查朋友圈、微信头像、聊天背景，究竟哪里有“负面的东西”，让家长觉得这是个没有经验的老师。她翻了很久，直到看到埋没在很多动态里的，两年前发的一张实习照片时，才意识到，原来家长是带着这样一种审视在翻看自己的朋友圈。
陈毓文也知道“这个班情况特殊”，过去两年班主任相继生病，她是第四个。她理解家长的焦虑，失望的是，“真的会有人在还没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给她‘判死刑’”。陈毓文一直战战兢兢，“其他家长虽然没有亲自打电话，是不是也有意见，该怎么应对？”之后，她删掉了很多朋友圈动态，包括转发的公众号文章，后来干脆把朋友圈关掉了。
“作业布置得太少”也会成为被举报的原因。一位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就处在这样的尴尬之中。按照要求这个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她通常都会让学生回家读课文到流利为止，把生字按照笔画顺序练习、组词，写完课本上的两个田字格即可。被家长举报后，她不得已，让学生在两个格子之外，再多写几个字，课文多读几遍。她很苦恼，“既不能不理会家长的投诉，也不能违规。”否则，一定会有新的举报等着自己。
成都一位12345接线员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老师们的讲述。有些举报，在她看来很“离谱”。
一位家长因为不满老师把孩子的座位安排在教室后排，打来了投诉电话。家长承认，虽然老师明确说过，座位是按身高排，但他依然觉得不合理，因为坐在后面的都是差生，自己的孩子虽然个子高，但学习好，不应该这么安排。
还有一位家长认为“老师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位家长得知成都正在举办一个作文比赛，但老师却没有在班上通知。接线员说，她在网上查了以后，把报名信息和地址告诉了家长，也和他解释，这是市级比赛，班主任没有义务通知。但在电话挂断前，家长还是叮嘱她，要把投诉记录下来。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的微博帖子
这种扩大化举报在什么时候开始多了起来？边亮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在他的印象中，2020年大概是个节点。过去处理投诉问题，一个副校长代管就行。去年，学校由他负责专门成立了家校沟通部门。他粗略计算，只去年一年，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到两起举报，其中，扩大化举报能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
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一百多个学生打电话给12345，举报学校放学太晚。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他们周六日放假，周五晚上还会上晚自习。而学生们觉得，学校应该中午就放假，不然当天回不了家。
为了应对这类举报，学校尝试过周五下午就放假，但家长的不满又立刻涌来。他们接连收到了来自12345、市长信箱的家长举报信息：学校下午没上课。
“压力非常大、特别大。”边亮说，学校常常处在两难之中，“既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不能忽视家长的诉求，一旦激化矛盾就可能酿成舆情”。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可能是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关于老师的扩大化举报。2020年，一位妈妈发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帖文转发达到140万余次、阅读5.4亿次。
这个故事具备很多可以调动情绪的要素：孩子被老师体罚至吐血，留下精神和生理的后遗症；自己在凌晨两点又被班主任威胁殴打；这位班主任还曾收了她六万元照顾费。警方调查发现，家长发布的孩子的“血衣”照片，是化妆水和眼影的痕迹，而送礼、被殴打也都是编造的。
事实的真相是，老师的确因为几个孩子违反班规，惩罚他们绕操场跑十圈。学校通报称，根据监控记录，几个孩子走走停停完成了九圈，后续上课以及放学，身体和精神均无异常。但罚圈跑并不符合规定，学校暂停了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并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位家长不仅故意编造谎言诬陷老师，还通过注册微博、微信账号的方式冒用其他家长身份恶意传播，同时雇人在网上炒作。最终，家长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开庭
为什么会这样？接受采访的几位老师也在分析，防备和敌意弥漫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很多老师打小孩的恶性新闻又加剧了不信任。更有人会利用这种情绪，满足自己的诉求。
做校长十几年，付建国处理过很多扩大化的举报。他和边亮的感受相似，这种举报尤其多发在2020年之后。他所在的学校在这一年设置了专门的电话以应对投诉。
付建国“非常头疼”的是，“哪怕事情被放大一点点，这个影子确实存在，你没办法回避”。尤其对学生的惩戒，对很多老师来说，尺度难拿捏，他提到了关于罚站的问题。根据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要求，对学生罚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节课，而且只能在教室内部进行。
付建国说，但在实际经验中，有的老师可能在学生站了一节课之后，没有及时让他回座位，又多站了一节课，可能是忘了，但也不排除是有意的；又或者学生被要求在班主任办公室写保证书。家长就会因此举报，“老师剥夺了孩子上课的权利”。如果完全按照规定，家长讲的是对的。他说，可不同的孩子差别巨大，管教上也会有差别。很多老师在经历过这种举报后，也会向他发出“灵魂拷问”：对这些学生还能不能教育？
边亮也明显感觉到，扩大化举报越来越打击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很多老师甚至都不敢履行正常的批评，如果一句批评引发其他极端事件，他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他觉得，这或许也是现在老师越来越佛系的直接原因。
直到又一次被举报“一个教师为什么会背一个奢侈品的包”，李萌才大概猜出举报者是谁。前一天，班里一个小孩看到她背的托特包上的挂件很可爱，想要，她觉得直接给学生不好，于是拒绝了。她发现，好像每一次与这个学生有交集之后，她就会接到举报。
开车接二连三被举报，也是在她拒绝了几次家长提出的帮忙送孩子的要求后。和这个孩子的妈妈第一次产生交集是在四月中旬，她在校门口停车时遇到了，“我们李萌老师开的车这么好”，她有点尴尬地解释，这是家里的车。当天晚上，她就收到了帮忙送孩子的消息，虽然并不顺路，但自己新入职，要与人为善，能帮就帮一下。第二天，其他老师提醒她这样不好，万一出意外，没法交待。后来，对方几次请她帮忙，她都回绝了。
其中一次，这位妈妈请李萌帮忙的理由是：孩子爸爸在外打工，自己下班晚实在没空，“你有车就顺便送一下，一脚油门的事儿”——如果不是看到聊天记录，很难相信这是真实的。
家长的恶意从何而来？班里另一位学生家长告诉了李萌答案。在没有老师的家长群里，这位妈妈觉得，把李萌举报下去，之前的老教师也许就能回来，这让很多家长觉得可以试试。之前带这个班数学的是一位老教师，今年到了年龄，退休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万一有一次成功了，我真的会被辞退掉”。主任劝李萌私下找家长吃一次饭，把事情说开，她不愿意，“太卑微了吧”。
因为换座位，广东一位初中老师李慧丽被学生实名举报搞区别对待。她很意外，男孩不爱学习，几乎一个学期都不写作业，她的确一直安排他坐最后一排。印象中，男孩也不喜欢坐前面，但她还是找到男孩询问，需不需要坐前面？男孩一脸懵，很抗拒她的提议，表现得完全不知道举报的事。
其实，在这之前，李慧丽已经经历过一次举报。也是今年，同样因为换座位，头天她把之前坐在一排、三个经常说话的男生分散开，第二天就被举报了。
李慧丽所在的学校生源比较差，整个班五十个人，能考上高中的只有十几个人。她说，有些人只要聚到一起就会讲话，“隔着两三个人都还要说，非常影响其他人学习”。所以，每隔三个星期，她会调一次座位。说话的这几个男孩，她已经提醒过很多次，毫无效果，她决定把他们分开。这是她经历的第一次被举报，副校长和她先后与三个学生沟通，孩子们表示理解。事情看似圆满解决了，只是，得知真相那一刻的失望长久地埋在了她心里。
也是从这三个学生口中，她得知，原来那一次实名举报是班里另一个男孩冒用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男生的名字举报了她。
那是一个“典型的难管的学生”，很多学生都被他欺凌。看同学放在桌上的小风扇吹着烦躁，影响自己睡觉，他就打了对方三巴掌，甚至把另一个女孩欺负到患抑郁症。因为这件事，她带着男孩去校长办公室训话，路过一个镜子，“男孩还能做到照照镜子，笑嘻嘻地走进去”。面对这样一个难管教的学生，李慧丽只能叫他家长来。而这也成为男孩举报她的原因，“你天天叫我家长，说我的事情，是人都会有火”。
孩子爸爸也觉得“都是些小事”，对于因为霸凌他人被要求回家停学一星期的惩罚表现得尤其愤怒，“动不动让我孩子停学，真的毁了他”，甚至在电话里威胁李慧丽，“他说知道我家在哪里，要干掉我”。尽管后来他们打电话道歉，解释是喝醉了，但李慧丽永远忘不了电话里的声音。
李慧丽2019年参加工作，去年第一次从初一开始带班。做班主任不容易，上好13节课是每周固定要做的。其他时间，每天7点20分就要到学校盯早读，有晚自习的时候，还要盯着学生吃饭……填表、收费这些琐碎的事挤满了她的一天，但她从不觉得辛苦，陪着孩子们学习、成长一度让她非常有价值感。
她之前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因为陌生人的几句网爆就自杀。接连经历了两次被举报后，虽然没有被批评，也没有背处分，但很委屈，“整个人好像被电击了一下”。那段时间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抑郁包裹着，听到悲伤的音乐会流眼泪，胃口不好，也睡不好，乳腺痛了一个星期。
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的ppt
一旦被举报，老师们要反复自证清白。临近暑假，快放学的时候，男朋友给李萌点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水果外卖，她到校门口取的时候，被接孩子的家长看到了，他们看着她说笑，“没结婚的小姑娘就是舍得给自己花钱”。不出意外的，她又被举报了。理由是，收了学生家长的礼物，可能对学生搞区别对待。
光有订单截图证明不了这是男朋友买的，她不得不把男朋友找来，出镜录制视频，同时点开外卖软件，找到订单，证明这是男朋友本人的手机页面。然后再把视频一级一级向上汇报。
又一次，在李萌以自己要去医院看病为由拒绝那位妈妈提出的送孩子要求后，新的举报又落到她身上：“老师有传染病还坚持上课”。主任让她去医院体检，并上交一份体检报告。
还有一些摆在台面上的举报，对于老师来说，更难自证清白。
小学音乐老师王欣悦参加工作不久，在组织一次考试时，和家长有了冲突。那是一场游戏形式的考试，协助维持秩序的家长本不应该进入考场，但有几个家长跟着孩子进来了。考试时间到，她催促家长和孩子离开时，一位家长表现得很生气，“你怎么那么凶、那么严厉”。王欣悦承认，自己当时嗓门确实比较大，现场太混乱，其他等待考试的小孩又不断涌进来。她没想到，几位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先是在群里攻击她“没师德，不能惯着她”，又以她打骂小孩为由给教育局打了举报电话。
而这一切的证据，是家长和小孩的一段录音。妈妈问孩子，“你们音乐老师怎么对你的，是不是欺负你了？”小孩回答，“老师打我、虐待我”。
“你是在故意引导，小孩知道你想问什么。”——校领导帮王欣悦解了围，这也是整件事唯一让她觉得感激的地方。
王欣悦向家长解释，录音里说自己被虐待的小孩，在课上一直和同桌说话，自己让他站起来，小孩不理会，还说“关你什么事，我就不站”。她当时有点生气，拿起桌上的本子拍了孩子的头。但家长并不接受。
“虐待真的是谈不上。”王欣悦很委屈。后来，她听年级主任说，这几位家长还在四处打听，想要搜集她苛待小孩的证据。如今，这件事就悬在那里。王欣悦说，最难熬的是，你会不停地想家长说的话。原来教师这个职业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受人尊重。好在，她感受到了学校对自己的保护。
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并没有这种“运气”。有一次，她被学生举报，监考时给自己班学生传答案。“我都没法解释，哪个脑壳正常的老师会在月考传答案？而且我也得知道答案才行，我自己都不会”。她说，年级主任虽然相信这是个误会，但依然坚持，既然有学生提出来，就是她做了让学生误会的事，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她对学校和学生都很失望，“学生，我还可以解释他们年纪小不懂事，但学校领导居然连这么扯淡的事情都让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她写了辞职报告，但被组长拦下了，实在很缺语文老师。
这位老师所在的学校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表白墙”的qq群，初衷是“想要给学生发泄的空间”。有一个领导每天负责浏览“表白墙”，一旦发现有老师被提及，立刻找来谈话。在这个群里，常常有人“投诉”老师。“表白墙”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矛盾。
在应对举报问题上，学校看起来力不从心。在李萌之前，班里的英语老师因为受不了被无故投诉，哭着找到校领导，最后只能是换了年级。李萌接连被举报之后，年级主任给她的饭卡充了200元，以示补偿，还给她放了几天假，也问过要不要换年级，李萌觉得无所谓，她说，“再熬两年，大家都会走的，就过去了”。
9月初，在广州一所小学的新生家长会上，一位校领导的ppt更直白地诠释了这种无力。其中一页写着：“提醒几件事，不要随意投诉，因为投诉的都考不上高中”。图片很快被发到了网上，当晚，属地教育局发布通报称，经过核实，学校的确有不当用语，已严肃批评了当事校领导。通报的另一句解释为这件事增加了某种荒诞感——学校的本意是希望家长对于学校能够多些理解、支持与包容，培育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通过举报来遏制老师违规收礼、虐待学生、性侵等行为，接受采访的老师们都很支持。但在更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她们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甚至有些离谱的理由。
“没啥工作热情了”，李慧丽每次做事情都会下意识斟酌，她“不是很敢教育”学生，尤其之前举报过的，更不敢多管，也会减少找家长的次数。李萌也坦诚地说，理智上知道孩子没做错什么，但她常常会冒出“突然不想看到他”的想法。
李萌最无法接受的是，“举报者即便是诬告也没有代价”。学生、家长随口说一说自己的猜测，或者只想发泄情绪，并没有意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
边亮所在的学校，面对举报，已经很积极应对，但依然面临很多无可奈何。
一位入职不久、“98年”的班主任被学生匿名举报“言语粗暴、恶毒，经常打学生”。接到举报第一时间，边亮找到这位老师。他已经很注意谈话的用词，都没提举报两字，只是说，最近有学生反应，在语言上，可能有暴力倾向，如果有的话要改……女孩先是错愣，然后就开始哭。
他和分管德育的主任找到这个班的学生，组织座谈会。这位老师确实要求严格，但并不存在举报中提到的内容。他们的调查结果被主管部门打了回来——接到举报的是省长信箱，得找到学生继续详细沟通。对学生的信息一无所知，为了解决问题，主管单位把姓名告诉了边亮。
边亮小心地打消顾虑之后，学生才说，他和这位老师其实并没有交集，只是听到有人议论，义愤填膺，觉得“看不惯”。
不可否认，举报和投诉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有利于改进教育教学行为，但除去一部分真的存在师德师风问题的老师，很多被举报的，可能是那些负责任的老师。边亮说，他们学校曾经有一位教学成绩很好、很受家长认可的老师，一直当班主任。经历了两三次被举报之后，虽然都和家长沟通好了，他都坚持不带班，“就做个科任老师，上完课，改完作业就行了”。
“一旦出问题担不起这个责任”。付建国告诉深一度，现在大小会议上都在和老师强调，首先要保证“安全第一”。更通俗的理解就是，“你教不好学生，他考不上大学，你没有错，但是他安全出问题了，你就有错了”。他说，“如果老师更自私一点，只负责上课下课，学生有什么其他事都跟我无关，你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这种老师不好找毛病，他也不会被举报，很安全，但这种老师并不是真正有情怀的老师。”
如果证明是不实的、扩大化的举报，为什么不能去批评学生、告诫家长，是非判断不也是教育的责任吗？
——对于我的提问，从业23年的边亮很无奈，“现在的教育就是忍辱负重，甚至有点卑微”。即便是不实的举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家长情绪，不要再举报了”。“批评是不可能的，甚至一点言语上的刺激都不行。只能去安慰老师，做老师的心理疏导：既然有质疑，以后就优化”。很多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一个巨大的忧虑一直萦绕在边亮内心，他反复说了几遍：“跪着的老师，真的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今年的8月31日，边亮的信心终于有了一些提振。教育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这是边亮从教23年中，第一次听到的关于不实举报要正面回应的“硬气”表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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